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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田仙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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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對諾貝爾經濟學獎夫婦,務實的反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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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19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 頒給了艾絲特· 杜芙若(ESTHER DUFLO) 、阿巴希· 巴納吉(ABHIJIT VINAYAK BANERJEE) 和邁克爾?克雷默(MICHAEL KREMER)。諾貝爾委員會表示: “他們的實驗研究方法現在完全主導了發展經濟學,極大地提高了我們在實踐中戰勝貧困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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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田仙境 2019-10-25 16:16:56 發表
很久沒看《周末畫報》了,昨天得空在樓下的報亭買了一份。最早是3元,那會兒我在上海工作;后來是5元,我在深圳工作。這次買一看是15元。認真讀了每篇文章,真心覺得有深度,有品質。深耕于匠心制作,無愧于天下讀者。為《周末畫報》的每位辛勤工作的員工點贊。。。。。。

2019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 頒給了艾絲特· 杜芙若(ESTHER DUFLO) 、阿巴希· 巴納吉(ABHIJIT VINAYAK BANERJEE) 和邁克爾?克雷默(MICHAEL KREMER)。諾貝爾委員會表示: “他們的實驗研究方法現在完全主導了發展經濟學,極大地提高了我們在實踐中戰勝貧困的能力。” 杜芙若和巴納吉是歷史上首對共同獲得諾貝爾經濟學家獎的夫妻,二十多年前兩人在麻省理工相遇,杜芙若在巴納吉的指導下完成博士課程。兩人都對發展中國家和窮人感興趣,于2003年建立了“貧困行動實驗室” 。他們拒絕泛泛的概括和公式化的思維,在全球進行嚴格的隨機對照試驗,花費無數時間觀察和學習世界上窮人的日常,最重要的是實際傾聽窮人的意見。他們的工作首先在于,改變人們理解貧困的方式,消除偏見,將窮人視為“具有所有復雜性和豐富性” 的人。《商業周刊》將他們形容為“務實的反叛者” ,認為他們“引領了一場評估革命,將行為經濟學應用于全球發展” 。


艾絲特· 杜芙若(Esther Duflo)和阿巴希·巴納吉(Abhijit Banerjee)

艾絲特· 杜芙若(Esther Duflo)和阿巴希·巴納吉(Abhijit Banerjee),

他們是首對獲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夫妻。


阿巴希·巴納吉

阿巴希·巴納吉出生于印度孟買,1983年前往美國哈佛大學攻讀經濟學博士,現在是麻省理工大學的教授。


接到來自諾貝爾獎委員會的電話時,艾絲特·杜芙若(Esther Duflo)還沒睡醒。對方告訴她,這是一個來自瑞典的重要電話,接著念了一串很長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全稱,“我到現在也沒能記住”。杜芙若打趣道。電話那頭的人建議她喝點咖啡醒一醒,“他們需要我在不久之后通過電話接入新聞發布會回答問題”。她在麻省理工學院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回憶了那次通話。跟她一樣睡眼惺忪的還有她的丈夫阿巴希·巴納吉(Abhijit Vinayak Banerjee),他們是夫妻,也是工作搭檔,這次更一起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殊榮。在得知新聞發布會只需要一名獲獎人出席就可以后,巴納吉扭頭回到床上去補覺了。


與他們一同獲得這個獎項的還有來自哈佛大學的邁克爾? 克雷默(Michael Kremer),三名經濟學家因為在消除貧困方面的工作獲得了肯定。瑞典皇家科學院(Royal Swedish Academy of Sciences)的一份聲明中稱,在過去20年里,阿巴希· 巴納吉、艾絲特· 杜芙若和邁克爾? 克雷默“基于實驗的方法改變了發展經濟學”。


首對諾貝爾經濟學獎夫妻

杜芙若和巴納吉是第一對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夫妻,是第六對獲諾獎的夫妻。二十多年前,23歲的杜芙若只身來到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求學,至今保留著一口帶有濃重法國口音的英語。1972年,杜芙若在法國巴黎出生,母親是兒科醫生、父親是數學教授。她的母親經常參加醫療人道主義項目,這給她帶來了潛移默化的影響。小時候,她的夢想是學習歷史,成為公務員或進入政界。那時的她可能做夢也不會想到,自己會成為第二個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女性,同時也是最年輕的一名獲獎者。轉折發生在1993年。她前往蘇聯,在莫斯科待了10個月。她在那里教授法語,同時擔任一名法國經濟學家的研究助理,以及協助哈佛大學經濟學家杰弗里? 薩克斯(Jeffrey Sachs)的工作。在這些研究崗位上的經歷使她得出這樣的結論:“經濟學有潛力成為世界的行動杠桿”,她可以在做“重要事情”的同時滿足學術抱負。在完成歷史和經濟學學位,獲得了巴黎經濟學院的碩士學位后,杜芙若來到美國麻省理工學院。也就是在那里,她遇到了現在的丈夫巴納吉。


巴納吉比杜芙若大十歲,是杜芙若博士課程的導師,兩個人來自兩個完全不同的世界。巴納吉出生在印度孟買,母親是加爾各答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的經濟學教授,父親是加爾各答總統學院的經濟學系主任。在孟買,高樓大廈和亞洲最大貧民窟并存。巴納吉來自中產階級家庭,他的祖父在貧民窟附近建了房子。他童年時經常與貧民窟的孩子一起玩,這讓他親身經歷了貧窮,并最終引導他對貧困進行了詳細的研究。高中畢業后,他進入加爾各答大學學習經濟學。1983年,在德里的賈瓦哈拉爾尼赫魯大學獲得了經濟學碩士學位后,他前往美國哈佛大學攻讀經濟學博士。


巴納吉和杜芙若都對發展中國家和窮人感興趣。1997年,他是杜芙若第一次去印度旅行的導游。“她在印度過得很舒服,”他告訴《紐約客》,“她對這個國家的熱愛是顯而易見的。她每年至少回來一次,而在劍橋,她身邊都是印度朋友和同事。”杜芙若在巴納吉的指導下,順利完成博士學業,29歲時就被提升為麻省理工學院副教授,成為獲得終身教授頭銜最年輕的教員之一。巴納吉曾不止一次公開表示對杜芙若工作上的肯定。2003年,杜芙若幫助設計了一項隨機試驗,解決了印度一家非營利組織運營的學校教師缺勤問題。杜芙若將120所學校分為兩組,其中60個學校的老師們被要求在每天上學和放學時用一個帶有時間戳的防篡改相機給自己和學生們拍一張照片,然后根據出勤情況調整工資。結果顯示,與另一組相比,被拍照的老師缺席的情況要少一半。巴納吉描述了他觀察杜芙若進行后續實驗的情形,并認為自己目睹了“一種新經濟學的誕生”。


外界對這對諾獎夫妻充滿了好奇。20年的時間里他們師生成為工作搭檔,最終步入婚姻。在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后的新聞發布會上,兩人說他們就跟其他夫妻一樣,努力平衡工作和家庭。他們有兩個孩子,一個五歲、一個七歲。杜芙若說他們的孩子覺得“他們就是宇宙的中心,并且不準父母在餐桌上聊像經濟學一樣的重大問題”。所以她跟丈夫經常在做飯時悄悄聊工作。


艾絲特·杜芙若

艾絲特·杜芙若,出生于巴黎,她是第二個獲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女性,也是最年輕的獲獎者。


哈佛大學教授邁克爾?克雷默

哈佛大學教授邁克爾?克雷默(Michael Kremer),他與杜芙若、巴納吉一同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


貧困實驗室

2003年,杜芙若、巴納吉和森德希爾· 穆拉伊特丹(Sendhil Mullainathan)創 立 了J-PAL“ 貧 困 行 動 實 驗 室”。2005年,麻省理工學院校友穆罕默德?阿卜杜勒?拉蒂夫?賈米爾(Mohammed Abdul Latif Jameel)向實驗室提供了三筆捐款,為紀念賈米爾,實驗室被重新命名。建立J-PAL是為了就農業、衛生、治理和教育等領域針對貧困的干預措施進行隨機評估。從那之后,實驗室進行了八百多項實證發展實驗,杜芙若、巴納吉和同事們一直在奔波。他們的工作方式與其說是經濟學家,更像是一名社會學家。他們試圖衡量如政府干預等行為改善人們生活的有效性。他們采用隨機對照試驗,就像在醫學上一樣,將一個群體隨機分為兩組,并對其中一組進行干預,如果在研究結束時,那一組人發生了變化,變得更富有,那么你就可以確定這種變化是干預的結果。


過去很多經濟學家用宏觀的角度分析了貧困,卻沒有對真正消除貧困給出一個解決方法。這對傳統的發展經濟學可能是有效的。它從簡單的宏觀經濟模型發展到復雜的貧困衡量,安格斯·迪頓(Angus Deaton)因此獲得了2015年的諾貝爾獎。杜芙若和巴納吉將發展經濟學提升到一個新的水平,為特定的貧困問題提供了具體的解決方案,他們利用微觀經濟學理論的進步來研究這一現象。杜芙若和巴納吉部署了隨機試驗,研究醫療保健、創業以及教育。在印度,他們發現把額外的教學資源集中在落后的學生身上會帶來很大的好處。他們發現小額貸款并沒有人們所說的那么具有變革性。他們花了無數的時間觀察和學習世界上窮人的日常,通過把大問題分解成小問題,并在精心設計的實驗中解決每一個問題,試圖克服一些認識論上的難題。


杜芙若和巴納吉的實證研究成果凝結在他們2010年合作出版的書籍《貧困經濟學:與全球貧困作斗爭的方式的徹底反思》(Poor Economics: A Radical of the Way to Fight Global Poverty)中。在這本書中,杜芙若和巴納吉在純粹以市場為基礎的全球貧困解決方案和“宏偉的發展計劃”之間找到了一個中間地帶。他們拒絕泛泛的概括和公式化的思維,希望幫助理解窮人在教育、醫療、儲蓄、創業和其他各種問題上的真實想法和決策。他們提倡使用觀察法,在五大洲進行嚴格的隨機對照試驗,最重要的是實際傾聽窮人的意見。在這本書中,杜芙若和巴納吉沒有將窮人視為“卡通人物”,而是將他們視為“具有所有復雜性和豐富性”的人。他們與人類的偏見作斗爭,與信息經濟學領域的洞見和達成具體解決方案的動機作斗爭。他們的工作首先在于,改變人們理解貧困的方式。很多人認為貧困來自于懶惰,沒有上進心,然而這本書卻給出了驚人和反直覺的答案。


諾貝爾委員會表示今年三名獲獎者的實驗研究方法完全主導了發展經濟學,極大地提高了我們在實踐中戰勝貧困的能力。

諾貝爾委員會表示今年三名獲獎者的實驗研究方法完全主導了發展經濟學,

極大地提高了我們在實踐中戰勝貧困的能力。


杜芙若和巴納吉創立的貧困行動實驗室在全球進行了八百多項隨機試驗,探索貧困陷阱和脫貧的方法。

杜芙若和巴納吉創立的貧困行動實驗室在全球進行了八百多項隨機試驗,探索貧困陷阱和脫貧的方法。


書中有一章是關于窮人如何做出醫療決定的。兩人指出,窮人往往不愿犧牲時間或金錢來獲得非常便宜的健康干預措施,例如為生病的嬰兒提供口服補液鹽和糖。這并不是說他們不在乎,因為研究表明,他們很擔心家人的健康,也不是說他們不花錢,實際上他們在醫療上的花費比人們想象的要多。在印度的調查中,杜芙若和巴納吉發現窮人更愿意去找過度用藥的私人醫生,通過注射、滴劑和抗生素來治療疾病。也就是說,窮人把錢花在昂貴的治療方法上,而不是廉價的預防措施上。這些悖論的結論是,窮人受困于缺乏信息、錯誤的信仰和拖延上。富人相對于窮人的優勢在于,許多健康的必需品都是唾手可得的,比如干凈的水、可靠的醫生。


杜芙若和巴納吉指出,“窮人對他們生活中太多的事情負有責任”,因此他們往往有更多的煩惱。他們經常在競爭激烈的市場上經營小企業,或者在找工作。所以相對而言,比其他人更加需要那些讓人減輕煩惱的工具——像電視、手機、垃圾食品和游戲機。同時,他們也比富人更需要這些“激勵”和“干預”來幫助他們做出正確的決定。他們將社會政策理念納入隨機對照試驗。例如,雖然小兒麻痹癥疫苗在印度是免費的,但許多母親并沒有帶孩子去接種疫苗。研究人員向給孩子接種疫苗的母親贈送了一袋豆類。很快,這個地區的免疫率上升了。


但這一開創性工作在學術界也不乏批評之聲。在經濟學領域,杜芙若和她的同事們有時被稱為隨機論者。他們質疑:這真的是經濟學嗎?普林斯頓大學的安格斯?迪頓(Angus Deaton)等學者認為,任何對社會科學領域的科學方法的稀釋,都會使結論受到質疑。另一些人則質疑這種對干預措施進行有效性測試的方法是否符合經濟學原理。


在《商業周刊》2010年發表的一篇題為《務實的反叛者》(The Pragmatic Rebels)的文章中,作者尼古拉斯·克里斯多夫將杜芙若和巴納吉的實證方法稱為“新一代持懷疑態度的經驗主義者不懈試驗的成果”。尼古拉斯·克里斯多夫認為,他們引領了一場“評估革命”,“將行為經濟學應用于全球發展”。比爾·蓋茨在評論巴納吉和杜芙若合著的《貧困經濟學》一書時寫道:“在我看來,J-PAL真正偉大之處在于,它提供了科學證據,可以幫助我們更有效地消除貧困。”


撰文— 清風 編輯—萬有道 圖片— 東方IC、J-P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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